每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生产力及生活方式的跨越性变化。

笔者这一判断在《报告》中也有所体现，如今年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海外方面，今年海外经济走势的分化、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元走强都将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造成负面冲击，同时国内改革的推进，特别是财税改革对增长可能会短期的影响，这意味着今年确保7%的增速仍然不低。

两会反映了决策层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仍然坚定，这值得欣慰，但在海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政策与改革如何协调配合，将转型阶段对经济的负面冲击降低，都是未来决策层需要重点考虑的。长期的生产领域通缩推高了企业实际利率水平，加剧了企业运行困境。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下放一批基本公共服务收费定价权。结合当前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非美元货币升值的局面，笔者认为应该这样理解上述表态的内涵（即如笔者FT中文网专栏观点），中国央行将不会允许一次性贬值，毕竟在全球需求疲软之下，贬值对出口企业帮助有限，而大幅贬值反而削弱市场信心，进而会引发更大量的资金外逃压力，加剧危机局面。但今年固定资产投资面临较大压力，制造业受制于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的清理，相关投资仍将保持低位。

而一旦触及底线，政策快速行动，也避免贻误时机。尽管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期目标较去年有所下滑，完成既定目标仍然挑战不小。国际社会希望理解这对各国意味着何种中国机遇。

在这一背景下，瑞士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范本，借此推广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以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华为总裁任正非、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与会，分享中国互联网金融和创新的经验，也为与会者所期待讲完了信仰，接下来谈国家治理。福山的书视野相当壮阔，让人叹为观止。

苏联的教训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最惧怕的就是社会体制的塌陷，光靠国家机器是无法把这么多民族捆绑在一起的。不管是自由民主制，还是中国的威权体制，我认为国家治理可以看做是一种公共服务，而政府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则是governmental capacity.自由民主制可以看做是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服务一种形式，但我否认它是唯一形式。

必须系统性的建设新的社会体制，并以此大大提升governmental capacity，，否则崛起也好，复兴也好，都是奢谈。一个社会体制坍塌的国家的繁荣是偶然，衰败是必然的。要提供这种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服务，政府必须具备相应的governmental capacity。白猫黑猫最后就等于没有猫。

正如我在【中国的毛泽东困境】中所阐述的，习近平主义要面临的信仰领域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用英文讲就是很难用来mobilize all the people onto the challenge of incomplete Nation Building。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我读了，深契我心。弗朗西斯·福山也已为此困扰了好多年，这多年的困扰甚至是苦闷最后发酵成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一巨著。[后记] 最近美国关于国家治理有一个讨论很激烈，那就是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已死或者未死。

虽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国的强大和对美国霸权的巨大威胁，但在我的眼里中国正处在新民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最危险的一个时期，所谓大厦之将倾，谁人击楫砥中流。最大的一个忧患就是社会体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塌陷，新的社会体制又没有被系统性的搭建。

最后要谈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的大戏，那就是建立健全财产权法制度和对资产征税的法规体系，唯此依法治国才能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被垄断禁锢的财富才能更多地涌向农民，中产阶级和农民工这些阶层，他们才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加入到内需的洪流当中去，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成功转型。就像工业4.0很好，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capacity去实现它一样。

我在【走进习近平的中国梦】中提出要用social mobility等经济学工具把【中国梦】量化，接上地气。中国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条路是无可回避的。看看目前的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等国就知道了。习近平主义是创造性的解决中国社会体制坍陷挑战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再争取30年和平发展，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有期。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福山很敬佩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西方不少媒体对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充满了艳羡之词，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

中国的民族太多了，像汉人，满人，维人这些划分应该统统消失，打造成一个中华民族就够了，甚至可以为此特造一个词Chierican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面对皇帝的新装，不能再视而无睹。

西方有很多人大讲西方民主的衰弱和北京模式的崛起，中国很多人也沾沾自喜，但我觉得很可笑，因为北京没有模式，如果非说有模式，那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所体现的重商色彩浓厚的短期主义。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

社会体制是在特定社会中管理不同种类个人行为的可持续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央企改革事关大国兴衰】中做了详细的阐述。

白猫黑猫理论有幸被一大帮杰出的技术官僚操作，发展出了蔚然可观的成就。中共要想百年执政，唯此一途。我在英国6年，填过无数表格，发现英国的种族划分极为简单，比如我很想填自己是汉人，但每次我只能和印度人等等归为亚裔(Asian)。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需要宽广的地理缓冲区和信息缓冲区，而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有效的打破这些缓冲区，成为推进全面深化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关于这点，其实习已经提出了良策，那就是【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

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自己。能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进步已经来了，并且趋向成熟，这就是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

只有强大的社会体制才是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繁荣统一的保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可能。如果没有相应的governmental capacity，自由民主制也可以成为市场失灵似的灾难。

财政是关键，看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各级层次的零和博弈就知道了。搭建新的社会体制首先是个打旗帜的问题，我以自己的经济学训练为基础写过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提出过很多解决方案，所以我看懂了习近平目前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说是击中了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的七寸。如果政府的执行能力软弱，再好的社会制度也只是摆设，这当然也包括民主。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本质上并未打破延续千年的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的格局，面子千变万化，里子始终如一。

这些洋大人要是能在中国下基层，当村长，乡长，县长，一路当到省长，就该知道中央集权在中国是很弱的，只是弱的程度不同罢了。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句大实话。

民族是历史的包袱，中国要轻装前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习近平主义开始。

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包括信仰，国家治理，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但问题是立法容易执法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能否打开执法环节的死结将是依法治国的成败关键。